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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兩宋理學在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繼承與創新
作者是 張永儁主任   

 

 

 

略論兩宋理學在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繼承與創新

 

第一屆國學與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代表人

前台灣大學哲學系主任兼哲研所所長   張永儁教授

 

(一)

        理學是北宋元祐淳熙年間所興起的時代思潮,濫觴於中唐以後,在慶曆、皇祐中即開始湧現,到了熙寧、元豐年間,濂洛學統即以形成,關學與邵學與之頡抗,規模確定。進入南京,洛學源流發展,湖湘學,婺學、永嘉等一時綻放,而以閩學朱熹集北宋五子之大成,奠定程朱理學系統,而象山心學與之並歭。元初皇慶年間,朱學懸為科舉功令,成為官學,嗣後歷六百年至於清代末葉而始廢。在此六百年中,元明三代,由朱陸折衷和會以至於陽明心學興起,取代朱學主流地位,獨領風騷百餘年。明清之際,「天崩地烈」,世局遽變,理學批判思想隨之興起,標志了宋明理學漫長的思潮終結,但是程朱理學依然為清廷奉為圭臬,据於官學地位直至清末。 理學初起,於北宋慶曆皇祐中,稱為「道學」,南宋時始有「程學」之名,以其有別於漢唐經常箋注學之專重章句訓詁,旨在皆是蘊含於儒學經典中之精義與哲理,故稱「義理之學」。同時,它是遠承孔孟,近稽佛道的一種儒學新形勢,深思熟慮於身心性命之理,又稱「性理之學」。

       程學即攘括諸義為其習用之名稱。且兩宋時期,心學雖起而尚無定名,是以,在歷史上,兩宋理學即包括北宋五子以及南宋時洛學分派與朱陸並歭。在思想形式上為跨越漢唐,遠紹五經孔孟的新儒學;在內容上則主要是探究價值根源與價值主體的心性之學;其為學宗旨則為學為勝賢的成德之教以及人文化成之內聖外王之道。 從整個宋明理學而言,它在中國哲學史上,是一個為期最久,影響深鉅的歷史發展階段,在元明清三朝六百年中,且成為官方統治思想,影響所及,遠至日本朝鮮。並使先秦孔孟儒學哲理化,融和道佛而歸宗儒門,詮釋儒經而發明新義理,其豐富的哲學義涵與精細的心性透析,即使今天許多受過西方思想薰陶的現代新儒家,在基本上也是循著理學思維的路線,吸取西方哲學流派的觀點,冀圖返本開新,從而探索中國傳統文化走向現代化,進一步在世界文化中產生作用與影響。職是之故,宋代理學在中國文化傳統,尤其是儒家思想傳統中,有何傳承與開新?具有何等思想價值?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二)

        翻開《宋史‧道學傳》或是《宋元學案》,我們常可以看到兩宋理學諸儒有一個共同的歷史承擔:「承孟子以來千五百年下傳之學」。也常有一個相近的學思歷程:「訪諸佛老十數年而無所得,反而求之於六經,然後得之」。譬如程頤序《明道先生墓表》有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第八屆儒佛會通暨文化哲學 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生千四百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 將以斯道覺斯民」。又朱熹《江洲濂溪書堂記》曰:「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 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而先生出焉,不由師傳,默 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有二程者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 煥然復明於當世」。諸如此類者,所在多有。這裡應有幾個問題要弄清楚:

(一)周 公沒後,有何「聖人不道不行」?孟軻死後,有何「聖人之學不傳」?

(二)為什麼 孟軻死後,歷秦漢魏晉隋唐以至於宋朝,聖人之道之學不行不傳,以至於「百世 無善治」、「千載無真儒」?

(三)為什麼出入於佛老無所得,歸宗於儒家而後得之? 所得的是什麼?

首先,試著扼要的回答第一個問題:周公沒世之前,即儒家所美稱的聖王之治 -二帝三五之世,這個儒家所依託的理想時代的歷史紀錄,具存於「六經」,尤其 是《詩》、《書》、《禮》、《樂》。關於所謂「六經」之義理所涵蘊的聖王之道,在天 人之際、古今之辨的人文理想的哲學高度上,有兩位中國哲人畫龍點睛的指點得 最為傳真:一是道家的莊子,一是宋代的陸象山。莊子在《天下篇》中認為天下各 以一得之見探討「方術」的學派固然很多,但大多是偏蔽錮塞,「多得一察焉以自 好」的「一曲之士」。他們割裂了「天地之美」,分崩離析了「萬物之理」與「古 人之全」,因而更談不上「備于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了。至於最渾全純真的無 所不在的「道術」是什麼呢?莊子認為只有即身是道,不離本真、通於神明的「天 人」、「神人」、「至人」的偉大人格化身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 於變化」的「聖人」,在現實世界中成王制,主教化、正風俗、行道德而博施濟眾。 他教導出一群「以仁為思,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的「熏然慈仁」的 「君子」,「學而優則仕」,以他們的知識能力,服務於廣大的人民以屬其職分,務 使天下百姓慈愛恩澤,如同《禮運,大同》所謂的「天下為公」的境界,莊子形 容為「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他一言以蔽之曰;「內聖外王之道」。尤其重要的,他認為這個古始以來的渾全純 真的「道術」〈也是老子所說的「道紀」〉內聖外王之道,還具體而微的保存在儒 家的「六經」之中,「鄒魯之士,榗紳先生」至今還能夠據經以釋明之。

        諸子百家 雖然破碎大道,但是也「時或稱而道之」〈在這裡似乎暗示了「諸子出於王官」之 說〉。莊子《天下》這一篇槃槃大文,顯然是地道的「儒道互補」,揆其文旨,也 是明顯的歸宗於儒家,難怪後世有人戲稱他是「儒門的大秀才」了。其論述的精 闢透徹處,超越了《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司馬淡「論六家要旨」中的道儒分述 的思想內容,而且精采得多。 另一位哲人宋儒,陸象山說;「唐虞之世,道在皋陶;三代之際,道在箕子。」 又說:「六誓可以觀義,五語可以觀仁,甫刑〈即呂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事, 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 這雖然是評論《尚書》的言語,卻是可以通貫六經,闡明聖人之道的明道之 言。皋陶為帝舜時的賢臣,《書序》:「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 禹謨》,《皋陶謨》、《益稷》。」在今文尚書中,《皋陶謨》與《益稷》。合為一篇, 與《堯典》〈包括《舜典》〉是虞夏書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可以窺知虞夏之世的 嘉言善政僅有的歷史文献。箕子為亡殷遺臣,周武王克殷,訪以天道人事,乃作 略論兩宋理學在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繼承與創新《洪範》,是為大中至正的宇宙大法也。

        本文為了簡約行文,省略考據,不遑徵引,茲綜合虞夏書中之二典二謨以及西周書之《洪範》,並且參酌《秦誓》,據陸象山之言為申述綱領,簡要說明二帝三王的「聖王之道」如下:

第一、「哲學源於宗教」,誠然不虛。中國殷周以來的宗教傳統,即為至上神的崇祀與祖先神崇帶的融合信仰。迄至周初,周人「以德配天」之說,為「皇矣上帝」增加了德行上帝的新內涵,復與宗法血緣觀念結合起來,在「親親尊尊」的宗法特質下,倫理的孝敬事親的親情與規範,也即現在宗教信仰中,形成「奉天行仁」的人道色彩。於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己。」天之威權與慈恩,無所不在,祂既是超越的道德律令與價值根源,又內在於自然之運行與人道人心之中。形成中國特具的萬物在神型態的「倫理派神觀」。這種觀照體現在日後的《易傳》與《中庸》,即是「天人合德」與「屬性知天」。是為殷周人,又思想分政教制度的形上來源。

第二、大德者必受命」與「敬德保民」,是周初德治思想的基本設定,以德報功、如同史詩詠歎般地洋滋在詩書之中、換言之,以道德純粹為首要的人格條件,從而之德、立言、立功、開後世儒家從參贊配的天人合德的自然推衍,開展了修齊治平的政治哲學。人格之純美,誠於中發於外,承恩於天而施惠於人,天人內外,一以貫之,如此方始足稱為「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這種思想之造詣,與莊子《天下》篇所形容的「內聖外王」之道。如合符節。在《堯典》、《皋陶謨》、《大禹謨》、《洪範》中,有具體的描述,並不贅言。

第三、無論天人合德、內聖外王,皆須預設人性之懿美以及道德人格臻進於完善的可能性。這在《皋陶謨》的行九德,敘五典,秋五禮、命有德;《洪範》之敬用五事,建用皇極;《秦誓》有云:「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同力度德,同德度義。」他如《詩,大雅、烝民》所咏贊者。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皆可明證此性善之義。天賦於人以如此美善之秉彝,是以參贊而成制度,主教化,行典禮,屬人性而全天德。《皋陶謨》曰;「天工八其代之」。天工人代的思想使天人合德開展新義,是中國人本主義精神的宗教宣示,使周初的天命規範化為人道的使命。無論是《洪範》的「皇極大中」,周公的禮樂教化;乃至於堯舜「天下為公」的禪讓,湯武的「吊民伐罪」,皆是奉天行仁的人道使命的充分展現。而所謂之「禮樂教化」者,正式藉此典章制度,黼黻文章,揖讓周庭,以體現此人文之美也。

第四、尊生愛民、敬德保民,是聖王之道的大端,也是天人合德的普遍價值,落實在德治理想中的政治宗旨;也是其體現天道,表彰人義的具體道德行為,表彰仁義的具體道德行為。《皋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達於上下、敬哉有土。」藉此宣示,以見天心民德,合一無二。並以「天討有罪」來儆戒害民虐民者。《秦誓》曰:「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德自我民德。」如果國君「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於民。」所謂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是「恭行天之罰」。在積極的意義,《大禹謨》所謂的「德行善政,政在養民。」以「正德,利用厚生」。為善政養民的綱領。都是政道之大端,以後孟子「保民而王」之思想的來源。第八屆儒佛會通暨文化哲學 約言之,天人合德、內聖外王、性善說的價值中心論、禮樂教化與與尊生愛民,是結合了殷周以來的宗教、道德、宗法倫理與德治主義所鎔鑄而成的人文理想。實現這些理想就是兩宋理學諸儒共同的歷史承擔。也是他們所標榜的「百世善治的聖人之道」。

 

(三)

       次之,再試著扼要的回答第二個問題:孟軻死後,為何「聖人之學不傳」。 聖人之道即是聖王之道,是堯舜與湯文武周公的「治道」,是後世儒家所依託的光輝照耀的政治「烏托邦」。但是周公以後,逐漸世衰道微,禮壞樂崩。為「天之木鐸」的孔子,以其時聖之大成,生知安行,惜乎天下無道,困阨顛沛,有聖人之德而無聖王之位。於是終其一生,栖栖皇皇,宗周公之道,述先王之德,以斯文為己任,知其不可而為之。成為史遷於《孔子世家》中所述:「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晚而喜易,序象、繫、象、說卦、文言。以待書禮樂教弟子。⋯因史記作春秋。⋯」

       簡而言之,孔子之學,要在刪定六經。 然而六經雖經秦火之後,「詩書殘缺」,但是漢與以往歷文景之世下迄昭宣,經過百餘年的搜求講究,雖不能窺其原貌,但規模具存,離聖不遠,復經哀平之際出古文經,六藝經傳,大體可觀。不可謂「聖學不傳」。是以,宋代理學諸儒所謂「聖學不傳」者,另有其涵義在。他們認為聖學之傳,斷自孟子。孟子之後,荀子有疵而歧出,漢代世儒雜於陰陽,是淆亂經義;魏晉而後,玄佛競出,是異端害道;漢唐義菚注又是析辭碎義;其他時文科舉,巧事紛華,言不及義。在這樣的學術史觀下。認為聖學道統,湮沒而中斷,歷千四百軍以至於北宗。 但是,孔子逝世後以迄於孟子,在歷史只是戰國時代,竄道相仍,禮樂太興,楊墨之言遍天下,功利之說橫流。聖學又如何傳衍,於是宋代理學諸儒,以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相迭嫡傳,繼承發揚了聖人之道。他們的著作即是《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中,學、庸是摘自《禮記》,二程編定為「四子書」,朱熹為之章句集注,稱為「四書」。而且,朱熹十分鄭重的,從堯舜禹湯、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合稱之為「道統」孔子之前為「聖王道統」,孔子以後為「聖賢道統」,孟子以後此「道統」不得傳焉。 從歷史事實上來看,這個「道統」是大可存疑的,清初諸儒以及今人章太炎,錢穆、方東美等,皆批評其這實失真,是虛妄的道統。

       然而,宋儒別有其用心在:其一,他們在形上學的高度上,把天命史觀與學術史觀結合起來,在價值根源論的向度上,融宗教、道德、政治與學術為一爐,藉此「道統」以見天人合德,內聖外王的價值之統會。其二他們從「聖人傳心」的主觀構想上認為聖學的傳帝是精神火炬的聖王相傳,所傳之心是人類精神文明的不朽業績,是天心也是人心。於是宋儒上下承當,以斯文為己任,庶幾屬心知性知天。其三,他們響應歷史上前有孟子後有韓愈的號召。在道德價值中心與人文化成的基本立場之與「異端」嚴格區分開來,庶幾王霸義利之辨,公私理欲之辯,截然劃分,涇渭不同流。同 略論兩宋理學在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繼承與創新時在哲學的高度上,要與辭章訓話,時文科舉等嚴格區別開來,他們不屑從事於此瑣碎小道,而是用心於直探義理、性理的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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