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當下國學講習的期待

日期:2010-12-18
馮天瑜教授 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摘錄:《光明日報》

         作為漢字古典詞，“國學”本謂周朝設于王城及諸侯國都的貴族學校。時至近代，隨著西學東漸的展開，為著與來自西洋的“西學”相區分，在漢字文化圈又有特指本國固有學術文化的“國學”一名出現。如江戶幕府時期（1601-1868）的日本人，自18世紀起，把流行的學問歸為三類：漢學（從中國傳入）、蘭學（從歐美傳入，19世紀擴稱洋學）、國學（從《古事記》、《日本書紀》發展而來的日本固有學術）。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留日學生與入日政治流亡者，以及活動於上海等地的學人，采借日本已經沿用百餘年的“國學”一名，用指中國固有的學術文化。1902年梁啟超（1873-1929）撰文，以“國學”與“外學”對應，強調二者的互動共濟，梁氏曰：“今日欲使外學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國，則當轉輸之任者，必邃于國學，然後能收其效。”（《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1905年國粹派創刊於上海的《國粹學報》，公示“發明國學，保存國粹”的宗旨，這裡的“國學”意為“國粹之學”。該刊發表章太炎（1869-1936）、劉師培（1884-1920）、陳去病（1874-1933）等人的經學、史學、諸子學、文字訓詁方面文章，以資激勵漢人的民族精神。自此，中國人開始在“中國固有學術文化”意義上使用“國學”一詞，為“國故之學”的簡稱。所謂“國故”，指中國傳統的學術文化之故實，此前清人多有用例，如魏源（1794-1857）認為，學者不應迷戀詞章，學問要從“討朝章、討國故始”（《聖武記》卷11），這探討國故的學問，也就是後來所謂之國學。

    經清末民初諸學者（章太炎、梁啟超、羅振玉、王國維、劉師培、黃侃、陳寅恪等）闡發和研究，國學所涉領域為：小學、經學、史學、諸子、文學，約與現代人文學的文、史、哲相當，但突現了中國固有學術的內容，自有其存在與發展的根據。

    國學包括中國傳統學術的方方面面，儒、釋、道及其他諸學均在其內。所謂——

    以佛治心

    以道治身

    以儒治世

    三教達成互動共濟的文化系統。而“三教共弘”正是國學的基旨。

    自20世紀初葉以來，“國學”之名在中國已經流行百年。中國素有“文、史、哲不分家”的傳統，而現行高等教育仿效近代西方學科體制，高度分科化，此法有利有弊。為克服破碎大道之弊，有人主張打通文、史、哲壁壘，於是便有綜匯傳統學術的“國學課”的設置，武漢大學依此旨開辦“人文試驗班”、“國學班”，前後已曆十載。近年中國人民大學還專設“國學研究院”，效尤者不少。這些做法都試圖在綜合式的“國學”名目之下，開展對中國傳統學術的整理、研討和創發。

    近年來，有的社會教育機構高張“國學”旗幟，提倡少年誦讀經典，一些學人則利用大眾傳媒講論古典，意在突破傳統學術講習的學院式門牆，以“國文”、“國史”、“國倫”對國人實施人文知識普及與倫理教化，竟然一時洛陽紙貴，頗受大眾歡迎，當然，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專業研究者從學術規範角度提出的批評。平心而論，講習國學受到歡迎，顯示了國學的感召力，反映了社會對它的渴求；遭遇批評，則有益於講者和聽者學術水準的提升，推動人文素養的上揚，故兩者皆為好兆頭。這樣一種對國學的宣導，試圖以國學滋養國人的智性與德性，特別是激發國人的愛國心、道德感，以因應現時代漸次發生的信仰危機、道德沉淪等社會問題。國學講習由此匯入現實的人文教育軌範，不再僅僅是象牙塔中事。

    對於“國學”在大眾教化意義上的展開，似宜抱持謹慎的肯定態度。

    所以應予“肯定”，是因為在中國淵富的學術文化中，包蘊著多層面的精神資源，諸如—

    生生不已的變易之道

    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

    富貴不淫、貧賤不移的大丈夫氣概

    民為邦本、民貴君輕的政治哲學

    和而不同、互動共濟的和諧理念

    正德、利用、厚生相統一，精神與物質兼顧的文明觀

    好學、善學的重教傳統

    諸如此類的中華元典精義，曆千百年仍光耀萬丈，經過現代詮釋，可以轉化為救治“現代病”的良藥、滋養今人心田的營養。故我們有理由期待國學在人文教化方面取得實績，並在國學普及進程中，實現古今推助、雅俗共進，開闢國故之學發展的新生面，以有益於眾生。

    然而，我們又必須“謹慎”，第一，昌明國學，切勿抱殘守缺、視“國渣”為“國粹”，任沉渣泛起。即使是“國粹”，也有一個古今推衍、現代詮釋的過程，不可生吞活剝、食古不化。第二，昌明國學，不能夜郎自大、唯我獨尊，排斥異域學術。健康的國學，應當古今貫通，後浪逐前浪，切忌以古蔽今，開歷史倒車；健康的國學，應當開放胸襟，汲納外域英華，在學術本體與方法諸層面，都要與異域學術既相辯難，又相吸取，在互相比較、互相觀摩、互相取捨、互相融會中，達成新的綜合與創造性轉換。

    宋人張載（1020-1077）在《正蒙·大心》中把國故之學分為“見聞之知”與“德性之知”，前者指通過感官接觸外物獲得的知識，約為智性知識；後者指通過內心修養參悟出來的知識，約指德性知識，唐人韓愈（768-824）謂：“教誨于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竇公墓誌銘》），強調國學在養成“德性之知”方面的功能。此種分類自有道理，卻又不必載然分作兩橛。國學講習應注意於二者的兼顧與互動，一方面介紹基本的國學知識（語言文字、典籍、歷史、地理、自然常識、典章制度等），另一方面又彰顯國故之學蘊涵的大義，把“小學”功夫與“大學”授受結合起來，達成“見聞之知”與“德性之知”的水乳交融。

    德性之知當然有賴智性之知的澆灌，但二者不能替代，有些學識廣博者德性並不高，而有些文化水準較低者蘊含著豐厚的德性。故德性之知的獲得，並非單憑知識傳授，還自有生成機制。

    對於健全的國學講習，我們樂觀其成。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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