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普世價值無法建設現代社會

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院长

第一屆國學與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代表人:湯一介院長

本文摘自《時代周報》135期 作者﹕李懷宇原題為

湯一介﹕否定普世價值無法建設現代社會

 
　數年來﹐湯一介先生全身心主持《儒藏》編纂與研究工程。如今算是有了階段性的成果﹐正式出版了43大本包括87種著作《儒藏》精華編﹐還出版了一套《中國儒學史》﹐共達四百多萬字。湯一介先生謙虛地說﹕“這離《儒藏》精華編的總量330大本還是相差很遠。”

 
1990年﹐湯一介63歲時就想做這個工程。在他看來﹐中國已經有《佛藏》﹑《道藏》﹐可是一直沒有《儒藏》﹐但是明清兩代有些學者就提出要做《儒藏》﹐最終沒有實行。中國傳統“儒﹑釋﹑道”三家並稱﹐儒家作為主流思想反而沒有集大成的著作﹐似乎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地位不相稱。湯一介說﹕“一個學者到了晚年的時候﹐要出非常多新的思想是有點困難。因此我考慮做一些帶有資料性又有用的東西﹐就選擇了《儒藏》工作。同時﹐我有機會更多地接觸儒家的著作。”《儒藏》編纂與研究工程2003年12月31日由教育部批准立項﹐湯一介任首席專家﹐由他帶領中國﹑日本﹑韓國﹑越南近四百名學者參加這項大工程。

 
近年﹐湯一介發表了許多關於儒家的文章﹐幾乎每篇文章都有對儒家的新認識。當代“新儒家”提倡“內聖外王”中的“內聖”之學可以開出適合現代民主政治的“外王”之道﹐湯一介就認為這是對“內聖外王”之道的作用有所誇大。“新儒家”認為“知行合一”中﹐王陽明的“知良知”思想可能會發展出中國的認識論的體系﹐湯一介覺得這一點也是很困難的。
 
　　儒家思想裡的普世價值
 
時代周報﹕在21世紀﹐儒家的經典在中國的意義何在﹖
 
湯一介﹕我前一段寫過幾篇文章討論普世價值的問題﹐因為有一些人反對普世價值的這個提法。我認為﹐現在講自由﹑民主﹑人權具有普世價值的意義﹐我覺得是對的。但是﹐我想﹐各個民族文化中應該都有普世價值意義的因素﹐那麼﹐儒家思想中間到底有沒有普世價值的因素呢﹖我從這個問題開始考慮﹐我就寫了一些文章﹐講中國儒家思想裡面的普世價值。1993年﹐在美國芝加哥開的世界宗教大會發表了一個全球倫理宣言﹐就認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道德金律﹐等於承認“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具有普世價值﹐這當然是儒家思想。

 
時代周報﹕這就像西方的一句名言所說﹕“我不同意你的說法﹐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自由”﹐東西方一些哲理有相聯的地方﹖

 
湯一介﹕對﹐我後來也發現﹐在佛教﹑基督教的經典裡﹐都有類似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說法

 
時代周報﹕在你的讀書時代﹐胡適寫過一篇文章講“自由主義是什麼”﹐他提出一個觀點﹐中國古代雖然沒有“自由”的說法﹐但是孔子的“為仁由己”就是“自由”的另外一個說法﹐中國傳統文化裡面跟自由民主的說法雖然不是很相同﹐但是它們的內涵是非常相近的。

 
湯一介﹕“自由”是西方近代啟蒙運動以後特別重視的一個問題了﹐它是根據“人權”的觀念中應有之意。因為有人權的觀念﹐“自由”才顯得特別重要﹐那就是“四大自由”了。它主要講的是社會的問題﹐因為人權問題是社會問題。“為仁由己”是講個人修養的問題﹐當然個人修養也非常重要﹐但是它並不是要解決整個社會問題的一個命題。

 
時代周報﹕在《儒藏》中﹐中國古代的思想有沒有與當下提出的普世價值思想相通的﹖

 
湯一介﹕對。《儒藏》中的儒家著作所包含的思想中間確有某些對今天人類社會普世價值意義的思想資源﹐如“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是討論如何認識人和自然之間的關係。當今環境污染十分嚴重﹐所以我們就特別重視“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就是說要調整好“人”和“自然”的關係。其實不僅我們重視“天人合一”的思想﹐現在西方也提出來類似于我們的這種思想﹐比方說過程哲學和近日出現的建構性的後現代主義等。

 
後現代主義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原來的後現代主義是“解構的後現代主義”﹐就是把現代性進行解構﹐現代社會到底有哪些問題﹖要把它揭露出來。這是有重要意義的﹐可是發展到現在﹐有的主張後現代主義的學者提出來﹐光是揭露現代社會的問題是不夠的﹐恐怕還應該建構一個能有助於人類社會和諧發展的後現代社會的學說。
他們的後現代社會理論根據的是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西方已經流行的“過程哲學”─processphilosophy﹐過程哲學的主要人物就是懷德海﹐他提出的主要思想“人和自然是一個生命共同體”﹐這個思想跟“天人合一”是非常接近的。建構性的後現代主義就是來源於懷德海的思想﹐後現代不僅祗是“解構性的後現代”﹐而且是一個建構性的後現代﹐根據懷德海的哲學﹐他們就提出一套宇宙觀﹐叫做“整體有機的宇宙觀”﹐這和《易經》的思想有相同的地方。而且﹐他們還提出一個口號﹕第一次啟蒙運動是“解放個人”﹐那麼﹐現在我們應該接著第一次啟蒙運動進行第二次啟蒙運動﹐就是“關心他者”﹐這就是人和他人之間的問題了﹐而不是個人的問題﹐是一個社會問題了。

 
這樣一個問題恰恰也跟儒家思想有若乾的關係﹐先秦儒家﹐特別講的一個觀念就是“禮”﹐禮是講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孔子有一句說“克己復禮”﹐費孝通的解釋很有意義的﹐他認為“克己”是講你自己的修養﹐“禮”是講你和他人的關係﹐你個人修養不管怎麼好﹐都要進入社會﹐就有一個和他人的關係。那麼﹐他人關係的問題﹐就是“禮”的問題了﹐所以在先秦的時候﹐講“禮”都是講人與人之間的一種相對應的關係。現在西方也有人注意到“禮”的意義﹐夏威夷大學的安樂哲（RogerT.Ames）就注意到﹐他有一本書叫《通過孔子而思》﹐認為不僅僅要瞭解中國的著作﹐還要從裡面看到對今天社會有幫助的東西﹐他認為“禮”就有幫助﹐因為儒家是從社會的觀念來定義“人”的﹐不是從個人的觀念來定義“人”﹐是從關係來定義﹐就是從“父慈子孝”等等的關係來講人﹐不是就個人講“人”。

 
時代周報﹕你發現中國儒家經典中其實某些具有“普世價值”意義的因素。那麼﹐你認為當下一些人對“普世價值”的批評是基於什麼樣的考慮﹖
 

 
　　湯一介﹕他們認為西方講的“人權”這些思想不符合當前中國政治要求﹐所以就反對了。我們應該承認西方近代的“自由”﹑“民主”﹑“人權”等等具有“普世價值”的意義﹐否定這些觀念具有“普遍價值”的意義﹐就無法把我們的社會建設成完整意義的現代社會。
 

 
但是我們中國文化中也有“普世價值”﹐印度文化中也有“普世價值”﹐因為我們都是人﹐人所面對的問題﹐常常遇到很多相同的問題。比方說﹐人對自然的問題﹐人對社會的問題﹐人對人自己的問題﹐這是大家都遇到的。既然大家都遇到這些問題﹐都想解決這些問題﹐路子可能不完全一樣﹐但是往往達到一個高度﹐一個目的的話﹐可能又趨同了。
 
 

　　比方“愛”的問題﹐愛人﹐就是愛別人﹐這是在各種宗教都存在的﹐基督教講“博愛”﹐佛教講“慈悲”﹐中國儒家講“仁者愛人”﹐都是講人要有愛別人的心。或者是要求。這是因為都是人﹐都遇到一些共同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時﹐都可能包含著有意義的﹑有價值的因素﹐這些有意義﹑有價值的因素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間﹐可能有相同的地方﹐也許出發點不一樣﹐也許尋求的道路不一樣﹐可是達到的目的是一樣的。
 

 
　“東亞模式”和“西方模式”互補

 
時代周報﹕當時不僅是西方人﹐也有很多的東方學者對這種儒家思想浪潮進行了批評﹐甚至是抨擊﹐你怎麼看這種現象﹖
 

 
湯一介﹕東亞的經濟發展﹐首先是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他們的經濟發展開始非常快﹐“四小龍”是到七八十年代才發展起來的。當時一些研究漢學的學者﹐包括這些國家的領導人﹐比方說新加坡的李光耀﹑韓國的金大中﹐他們也都主張“儒家思想”對東方經濟的復甦有正面的影響。我想這個是有道理的﹐因為他們的經濟為什麼能夠復甦得比較快呢﹖就是中國是講究集體的﹐或者家族的﹐要照顧各方面的關係﹐用這種力量來發展經濟﹐那是有它的好處的。但是我想﹐恐怕不能將中西文化對立起來考慮﹐在今天這個全球化的形勢下面﹐很可能西方的那種經濟發展的模式還是佔主導地位的。

 
像東方的這種模式﹐可以說﹐它可以糾正或者補充西方模式的不足﹐不能說它已經取代了西方的模式而得到發展。其實無論看日本﹑韓國或者新加坡這些地方﹐還是大量地用著西方經濟的經營管理模式﹐而中國儒家的思想觀念﹐或者說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糾正西方社會中發生的問題﹐並不是要代替它﹐儒家思想支持的經濟模式是一種完全不同於西方發展模式的經濟體系﹐是不可能的。所以到上世紀90年代發生亞洲風暴﹐東亞的經濟發展認識有了變化﹐因此過分地認為﹐東方的經濟已經擺脫西方經濟的那種路子﹐那也會出問題。當時有個辯論﹐說有“東亞模式”﹐而西方的是“西方模式”。我想這兩個模式應該互補﹐可能有利於社會更好地發展。但總的來說西方在經濟上的經營管理模式及經濟思想仍然是我們應該學習的。

 
時代周報﹕在學術界有“新儒家”的說法﹐像唐君毅﹑牟宗三先生是“新儒家”的一代代表性人物﹐現在參與《儒藏》工程的杜維明先生也被學界認為是當代“新儒家”的代表性人物﹐你是怎麼看“新儒家”的提法與他們的一些學說﹖

 
湯一介﹕因為原來在宋明儒學已經叫“新儒家”了﹐所以我們現在定義的“新儒家”是從熊十力開始﹐我們把它叫做“現代新儒家”﹐這些新儒家對中國儒學的思想有很大的意義。雖然熊十力本人並不懂得外語﹐也不大瞭解西方的社會或者哲學思想﹐但是他非常聰明﹐而像張東蓀的西方哲學搞得很不錯﹐熊十力跟張東蓀的關係非常好﹐常常跟張東蓀聊天﹐張東蓀就告訴他一些西方的文化包括懷德海的過程哲學。
 

 
“現代新儒家”從熊十力做第一代﹐到唐君毅﹑牟宗三做第二代﹐杜維明做第三代﹐對中國文化研究發展有相當正面影響。原因是他們逐漸更加瞭解西方﹐熊十力並不排斥西方的思想﹐牟宗三就更重視中國哲學和康德哲學之間的關係﹐唐君毅重視和黑格爾哲學的關係。
 

 
到第三代杜維明﹐他們的視野就更加寬闊了﹐他們跟世界各種思想文化進行交流的機會就更多了。這跟唐君毅﹑牟宗三還不一樣﹐他們主要還是在香港地區﹐並不是在全世界到處走﹐杜維明是在全世界到處走﹐更寬闊。因此我們應該肯定他們對中國儒學的發展有非常重要的啟迪意義。
 

 
但是儒學在現代中國﹐並不僅僅是這一支﹐還有其他的儒學家。比方說﹐賀麟先生是講心學﹐學術界稱他的學說為“新心學”是走王陽明的這個路線﹐他是留學德國的﹐更多地吸收西方基督教的一些思想﹐來加強儒學的理念。

 
比方說﹐他也很重視“禮”的意義﹐他認為西方像基督教也是非常重視“禮”的﹐中國叫“禮樂之邦”﹐那麼西方的音樂也是很發達的﹐而中國的六經﹐後來“樂經”失傳了﹐可是我們還有講“樂”的﹐比方《禮記》其中有一篇《樂記》。賀麟先生特別重視“樂”的意義﹐他的《儒家思想的新開展》一文﹐應該受到重視。馮友蘭先生是新理學的代表﹐又是一支﹐在大陸的影響也是非常大的。有的學者也在嘗試著開創新的路子。我都讚成。